杀了年猪后，一般第二天才打年粑。头天，母亲泡好糯米，用大的木缸子泡。第二天一早，母亲用箩筐把糯米滤起来，架在大脚盆上；等水滤干，再舀进甑子里放进大铁锅去蒸。半小时后，甑口冒起白气，一丝一丝，懒洋洋的，用手一摸，糯米还是凉湿的，只有微弱的一点暖意。见灶火小了，母亲叫我们去楼脚扛柴来，放进灶门里头。柴棒把灶门都封堵了，火在里面熊熊地燃。我搬根凳子，坐在灶门专门负责看火，拿来一些红薯崽，丢进灶膛里去，不久便熟了。剥去烧成火炭的皮，闭着眼咬一口，那红薯独有的香味很是让人解馋和满足。

  甑口的白气越冒越大，不久，便气势汹汹地从甑子盖的缝隙处喷涌而出。母亲揭开盖子，抠少许糯米放进嘴里尝，说，好了，可以打了；要我放小火，然后喊来隔壁的四叔和佐华大叔来帮忙打粑粑。

  母亲早就洗好粑槽和粑棰。粑槽是很大的板栗树或枫树挖空而成，两个大人要用力抬才能移动；粑棰是最硬的青木冈 栎树做成的，拿在手上，实实沉沉。

  母亲舀一碗糯米饭，拿到神龛上去祭祀祖宗，然后用大大的牛骨做的饭撬把蒸熟的糯米饭铲进粑槽里。四叔和佐华大叔分别站在粑槽两端。佐华大叔取下嘴里衔着的烟斗，“嘙”地朝手板吐口口水，两只大手夸张而笨拙地一搓，牙齿咬得咯咯响，轮起粑棰，与四叔你一棰，我一棰地打。糍粑打好后，我们争着伸手撕吃槽里的粑粑，想不到那粑粑却烫得要命，手被粘在糍粑上，使劲才能挣脱出来。

  粑槽边上，摆着个大簸箕和三五张方方长长的粑板。母亲、满妈她们好几个妇女，挽起袖口，早就等在一旁，手里抹着捞粑的香油，簸箕和粑板也都抹得贼亮。四叔和佐华大叔刚歇粑棰，母亲就把手义无反顾地伸进粑槽里，用力捞起冒着热气白白黏稠的粑粑。粑粑有了弹力，捞起来快人高了，还黏着粑槽。

  “烫死了，快来帮忙！”母亲大叫起来。其他人见状，赶快救援。大家抬着粑粑，盘放在簸箕里，她们一个个手上又抹上香油，有的继续捞，直到把粑槽里的粑粑捞完为止；有的蹲在簸箕边，讨粑，一手拉起粑来，一手用力一扭，一个圆圆的粑就讨成了，放在粑板上轻轻一按，就成了圆圆的粑了。粑槽边上残存的粑粑，我们用锅铲把它铲下来，送入嘴里，吃起来有股韧劲，口感极好。

  母亲说，谁晚上睡觉爱咬牙咯咯响，只要咬粑棰上的残粑吃就会好的。母亲话没说完，我们就抱着粑棰咬，你咬左边，我咬右边，三两个脑袋围着粑棰使劲，像狗抢骨头似的，旁人在一边逗，还一边笑，有人忍不住也笑，殊不知，却从鼻腔里射出鼻涕来，其他人见状，只好弃棰而逃。

  一个个一般大小圆圆的粑粑，摆在粑板上，两三排，左右前后对齐，像布阵的兵士。摆上去的粑粑要不停翻，不然会粘在粑板上拿不起来。待翻过三四遍，粑粑有些凉意，表面形成粑皮后，母亲才叫我们拿粑印来印粑粑。那粑印和粑粑一般大小，也是圆圆的，厚度也和粑粑差不多，中间有个把手，像一枚大大的印章，两边都雕有福字或是囍字，边上还刻着花鸟之类的图案，煞是好看。粑粑印完之后，往往有些时候，趁我们不注意，大人们总会偷偷在我们脑门或是两边脸蛋上印上红红的粑印，我们非但不会生气，还欢喜着哩。

  打年粑是一项强体力活，一般身弱的人，只要抡过几棰就会累得上气接不了下气。小时候，我们也试着打过几次，可粑捶落入槽里，就被粑粑缠住，即便使出吃奶的力气也拔不出来。

  在村子里，每到打年粑时，总有几个身强体壮的年轻大汉活跃在街头巷尾，义务为这家那户打粑粑，只要言语一声，二话不说，这家的刚歇粑棰，就会奔过那家，抡起粑棰就打。他们往往只穿件背心，汗水已把衣服湿透，抡起粑棰，轻松自如地起起落落，手上的肌肉鼓胀得像一只只大老鼠，实在叫人羡慕。

  年粑打完后，为表谢意，主人自然是热情请吃早饭或晚饭。实在吃不成饭，也要拿个口袋，装上三四个粑粑，叫你拿走；不肯拿走，便生气起来。有的甚至偷偷把粑粑拿来放在你家大桌子上，让人一点儿都不知晓。那年，汉彪二叔帮人打年粑，人家送来的粑粑，足有好几十个。

  只是如今，用粑槽打年粑的人越来越少，都怕累，再则主要是家庭条件比以前好了很多，家家都买了打粑机，用机子打粑，不消多长工夫，就能打完，既省时又省力。然而，机子打的粑粑吃起来的味道远远比不了粑槽打出来的好吃，总有一股铁的腥味，这粑粑更经不得泡，易酸，时间稍长爱碎。

  又到打年粑的时候了，小时候打年粑的情景总在眼前晃，那份喜悦，那份幸福让人难忘。想起邻里之间打粑互帮的融融氛围：那些不计报酬，只要喊到就义不容辞地帮忙打粑的年轻人，心里就突生暖意。想起儿时争咬粑棰的场景就忍不住发笑。

  □杨代富